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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儒学（一）：“圆容和谐，全体大用”的儒家文化与道德
    作者：  lidel 发布时间： 2009/7/7 23: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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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先天的决定作用。中国辽阔的疆域为中华文化及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先天的基础，“它的领域辽阔，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了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中国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具有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宽容兼和的特点，而这又有利于形成稳重、平和、持中、和谐的原生儒家文化及其道德。春秋战国时期因“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为各派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和发展的空间，来自社会不同阶层、阶级的人纷纷提出自己关于时局的看法和治国安邦的观点学说，形成了各种思想、冲突、交流的学术繁荣期。儒学的创立者站在理性主义者的立场上，既反对道家形而上的精神超脱，也反对墨家的趋向下层民众，更反对法家的强权法制，提出了一套既是针对统治阶级，也是针对被统治阶级的“德治”理论。“孔子删六经而治论语”，总结了构成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积淀了创造古代中国文明的社会心理，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提炼了民族的思维模态，形成了基本的价值观念。

“为政以德”是儒学道德对统治者的统治措施的道德要求，即在不损害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坚持统治者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应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在孟子那里体现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国君和统治阶级是国策的制定者，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德治”，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多数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理论。“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通‘生’）而无寇仇”，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统治，用道德来教化民众，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方式手段，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无不与统治阶级根据儒家道德要求调整统治政策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由于科举考试而使得许多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了决策层，由于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和道德要求，他们有冒死苦谏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为民请命的决心和反对外戚、宦官的正气。由文人学士组成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在儒家道德的约束、规范下，在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为中国形成一种稳定的行政制度和连续性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令人瞩目的效果，西方人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是最少可以承认他们的帝国的组织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权宗法之上的”。可以说，“以民为本”的原则，在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里，是最基本的理性准绳，因而孔孟维护的这一套治国原则，实际是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条件。许多史学家在分析王朝的兴衰成败时，在分析社会原因的同时，也注重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品质，在他们看来，是否注重民意而不至于使统治失去向心力也是造成帝王失去统治权力的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集体主义为本质，在维护集体的前提下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反省以求达到道德规范的最高境界，从而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人的“内圣”而追求“外王”，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行中庸之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出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用水的阴性、宽容来强调顺从、忍让和承受，使人养成融于社会而不争的品质和能力，以谦虚、退让而谋求发展，认为这是君子风范的体现。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养心莫过于寡欲”  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到“人欲尽净，天理流行”无一不是要人清心寡欲来处世，认为安贫乐道是君子心志的体现。儒家道德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个体置于家庭、群体之下，重视伦理关系与礼仪情谊，要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享其乐”的大丈夫之志。在以专制政体为核心的官僚体系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体系中，强调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个人的利益只是集体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集体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必须自我调节以达到与他人的和睦相处，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受“天人合一”、“天道自然”思想的影响，儒学在个人需求上强调的不是让社会做出调整满足个人的要求，而是要求个人在与社会的冲突中以大局为重，学会容忍、退让，并养成稳重、平和、善于融通而又不至使全体受到损害的个人品质。儒家道德在个人修养上的要求，有利于个人在纷争、动荡、混乱的社会中生存下来，并在社会一旦稳定后，就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能力，这就使得集体、社会、国家容易凝聚力量来进行物质文化的创造。

许多人认为是儒家道德使儒学变得僵化和教条，到后来更是变得保守和排外，但是实际上，儒家道德中的中庸思想使儒学容忍一定的变化和调整，并保持了相当的活力。占有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学从未像西方基督教会那样掀起迫害异端的狂潮，在一个几乎由清一色的儒学经士组成的官僚集团里，其他思想和文化仍然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垄断和独裁也没有妨碍各家的存在和发展，并展现为“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的功能分职。佛教的中国化就说明了儒学具有极强的承受力和容纳力，即使唐朝极力反佛的韩愈，在私下里和僧人也是相交往的，这种现象与儒家道德中“行中庸之道”、“和为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儒学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或者是国外文化的冲击，但结果不是本有的文化被消灭了，而是外来的文化被改造了，儒学及其道德继续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继续保持着自己在政治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儒学的适应性才使得中华文明保持了连续性、稳定性而没有像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那样中断或是消逝了。同时，原生儒学在产生之后，经过董仲舒的规范、整理而成为官方思想，与佛道相互吸收而成“玄学”，至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而创理学，到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心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对自己进行调整，也说明儒学在适度范围内，仍然是具有吸收力和活力的，是“圆融和谐”的，而不是前人所一味认为的保守、排外、封建和反对社会变革和进步的。

儒学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构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成为共同行为规范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在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是中国文明在前期之所以领先于欧洲的精神力量，与当时的社会是基本相适应的。儒学中“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宇宙之间的统一性，反对民族动乱和战争，认为分裂和动乱是不幸的、反常的，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使文人学士、知识分子开拓进取、刻苦钻研，同时要追求和谐、兼容并蓄，立足于现实世界的改造而加强内心的自我修养；在国君、官僚、百姓三者中，儒家道德处于居中调节的作用，三者通过儒家道德的约束而反省自己的行为，力求达到共同的目标，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正是儒学以全体为目标，注重儒家道德虽刚却柔的适中性，维系了中国上下两千年的封建社会。


 作者： lidel   回复日期：   2009/7/7 23: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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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群里，今天谈到传统文化，及当今时代的变化，引来些许感叹。

此文为小可大二（2002年）所写，太长，分为四个章节，观点都是那时的，未经修改，尚显稚嫩，且滔滔不绝，更显繁琐，诸位看官，请勿见怪！
 作者： 路因梦而生   回复日期：   2009/7/8 13:07:08
  <div  style="display:none">fiogf49gjkf0d</div>呵呵，也只有那个年代，才会关注这些个话题。
我现在关心物价水平，工资水平：
只关心粮食，蔬菜！
还是做不到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坦荡诗意。
 作者： 水儿淡淡   回复日期：   2009/7/8 23:46:59
  <div  style="display:none">fiogf49gjkf0d</div>大二就噶厉害了,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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