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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儒学（二）：儒家道德的僵化和衰落
    作者：  lidel 发布时间： 2009/7/8 23: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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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学说、思想都有其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其得以产生、形成、发展的原动力，一旦这个基础失去了活力，该学说的力量也就日渐趋微了，如果不做出适当的调整，便只有遭批判、被遗忘的可能了。就儒学道德而言，它的存在基础是封建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社会结构，在实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其之所以能成为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纽带，根本原因就在于适合了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农业文明逐渐失去了内在的动力，而且传统的束缚又限制了其做出更大调整的能力，因此，以礼教纲常为核心的儒学道德，不但未能起到继续巩固统治的作用，反而在先进文明到来时起了阻止国民做出有效调整和反应的作用。儒家道德的本质属性和社会时代的变化，是该学说衰落的最终原因。

道德一旦上升为国家意识，就成了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道德的原生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就会发生嬗变。儒家原生道德经过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规范整理后，就成为了国家的教义，既是官员们的官场哲学，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汉初的统治者吸收秦朝因严法立国短暂而亡的教训，以“无为而治”的思想来养民生息，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在社会秩序稳定后，统治者发现儒家道德更有利于缓和内外矛盾，在“王惟德用”、“为政以德”的幌子下提出了道德治国的政策。这样，道德服务于政治，道德思想成为了皇权的工具，把从儒家经典中提炼出来的道德范畴变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德范畴就慢慢落于沉闷僵化的状况，人性开始被窒息。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这种道德反而起到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并且发展经济文化的作用。个人在维护集体的前提下进行创造，但是由于其精神已经被全社会公认的道德体系所限制和约束，他的行为也就只会是对统治阶级有利而不是走向相反的方面。例如在农民起义成功后，其领袖人物就会蜕变成为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沿袭的仍是前朝的治国之道和伦理纲常，因此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政体的改变。而那些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人，多半也是政府的官员，是为统治者而服务的，真正取得值得历史记载的民间人士，毕竟是少数。在汉末及魏晋时，儒学的正统地位一度受到怀疑，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使儒学面临被排挤的局面，但是儒学内在的活力在压力下被激活了，并迅速对自身做出了调整，在吸收、容纳了佛教、道教的成分后，积聚了自己的力量，并在隋唐时迎来了儒学的复兴。

隋唐时的儒学复兴，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的创立上。科举制的出现，使先前的儒家道德观念纳入了制度化的轨道，并成为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指标。由于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因此这些经文便统治了学校教育。知识分子熟读儒学原著，并通过层层的考试入仕途，成为儒学统治集团的一员。中国的统治者创立了一种令欧洲人羡慕的管理体制、机构，并且很好地处理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的各种冲突，从而提供了一种稳定、连续的政治模式。但是，由于考试只是用来测定对既定知识的掌握程度，因而带有墨守成规和死记硬背的特点，知识分子为了求官入仕而长期钻研经文，只是根据制度的需要来学习，而不是为了领会儒学的真正要领和内在精质，因此，这种制度培养了人的盲目性、顺从性、奴役性和保守性，也就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在以集团意识为前提的情况下否认了人的独立精神，学问再多也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个人只是政治统治下的工具和奴隶，而且随着原生儒学的日益衰退，君主专制的加强，到了明“八股文”时，这种考试制度达到了扼杀人性的顶峰。由于个人被束缚在道德和体制中，其思想自由性受到了控制，因而产生了安逸自在、自高自大的心理。梁漱溟曾经指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西方文化乃是肯定现世而向外积极追求意欲的满足，中国文化乃是遇到问题不要求解决而是要随遇而安，在这种境地上追求自我的满足。正是由于创造意欲和表现欲望的丧失，在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才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由于对独立精神的否定，使中国的封建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突然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并使其中的一部分人转而对人生、社会进行新的思索，并导致了二十世纪前期的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儒学发展的转折点在宋，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内在思维与道德的重建，他们改变了原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经世路线。尽管宋朝统治者“誓不杀读书人”，士人阶层也成为了社会的中坚，但是皇权专制使许多士人转而寻求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讨论个人修养与整个制度、社会的关系。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其实都是专制皇权的反映，而且由于在伦理学上的转变，这种思想比原生儒学更能受到步入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的吹捧，朱熹和孔子一样，成为了真理的化身和绝对的权威。因此，儒学继续统治着知识，统治着教育，并继续维系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更加地脱离实际而只是致力于对义理的追求，整个社会就像一艘被海藻缠住的船，虽仍在慢慢前进，但终究会有停下、下沉的一天。统治阶级没有能力也不愿促进个性的发展，而且由于官吏冗员，使得行政陷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而由于百姓的思想已经被控制了，民间的创造力也就变得有限了，社会渐渐地变得僵化，人们趋于保守并形成了抵制外来思想的观念。同时，由于道德已不再像原生道德那样是真实情感的表达，而是成为了政治体制的附庸，人们也就更加地趋向利益化，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系统内部的动力已经渐渐衰落，只有在外界的压力和刺激下，它才可能获得继续前进的能量。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了过来，整个民族的生存都受到一种外来文化的威胁，中国人发现了自己在物质上的贫乏，而那作为精神支柱的伦理纲常，也在强大的物质文明面前摇摇欲坠了。为了生存，也为了民族的利益，那些曾经埋头于故纸堆和官僚斗争的士人阶层感到了危机，他们必须做出调整以获得继续生存的权利。在应对西方挑战的过程中，时代的主潮是西方的工业和技术，并有限度地吸收它们的制度、管理和价值，以尽快地使自己在物质和现实中强大起来，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这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于是，国人立足于本民族的利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祖训，由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的全盘西化，并经过新文化运动而为批判、破除儒家道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对儒家道德以及封建宗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又展开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民主与科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受到了绝对地推崇，这些都反映为在政治、教育、生活各个方面的西化现象。当然，当时的这些现象只是局限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对作为中国人主体的广大农民来说，这种思想领域内的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因此鲁迅才会致力于国民性的重建，但是他只是批判国人的麻木、冷淡、无知的精神状态，只是“破”，而没有太多地“立”，因此也就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而贺麟、熊十力、徐复观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虽致力于儒家道德的研究，但是在动荡的现实社会中，也只能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新中国成立以后，道德教育基本上就等于思想政治教育，这起到了凝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阶级意识而忽视了基本的道德教育，各种政治运动给那个年代的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使那时许多中国人的道德受到了一个时代的谴责，而且传统的道德和文化受到了更大程度的破坏。

由此，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儒学在近代以后一直未能为中国的进步思想所认可，相反，随着历史的发展，愈到现代愈受到冷落、唾弃的待遇，儒学的发源地几乎摒弃了儒学。


 作者： lidel   回复日期：   2009/7/8 2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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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参见《我所理解的儒学（一）》！
 作者： 水儿淡淡   回复日期：   2009/7/9 20:03:56
  <div  style="display:none">fiogf49gjkf0d</div>现在貌似又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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